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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先生的一种集外佚著

作者:张京华    发表于:2011/3/25 15:20:23    来源:中华读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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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语文从小没学好。1969年上小学,《语文》课本第一册的内容肯定不记得了,但到10年以后,1979年的课文还见有《我爱首都北京》,识字还从“木禾米竹”、“工厂门车”开始。上大学是喜欢古汉语了,而常说的训诂、六书都属于“文字学”的范围,可以按照造字规律释读一般的古文献了,但其实仍不出“现代学科”的藩篱。只是在这两年,才忽然觉察到文字学、古称“小学”之所以归属“经学”的意义。

    上古经书有经有传,经书之中又有今文有古文,《春秋》五家,邹氏无师,夹氏无书,可见有些学问需要写出来,而有些原本是不必写出来的。“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”,“故官司所守之外无坟籍”,书写的东西很有限,而写下来的就是官书、经书。“车同轨,书同文”,现在看中原各国的古文字基本相同,而楚国单独称王,所以楚文字很难认,这就是官学、经学的意义。古人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,必定有一套可行的制度保障,现在人们说书法、字法、文法,其实古人是真当法律来执行的。合理化、制度化、统一化,正是高度文明的标志,这在世界各个古代民族中绝不多见。现代中文字形不统一,语音不统一,词汇人人可以新造,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。常听人说名字只是符号,于是有Twins之类,其实这所谓符号仍在表达西方文化背景,无意识而已。

    《说文》是讲部首、讲六书的,在文字学中重要性排第一位,而《尔雅》分类排列许多同义词,不甚被看重,乃至与《方言》视为一类。其实若从文明的“设计”上看,《说文》云:“我,从戈,凡我之属皆从我”,徐鍇注:“从戈者,取戈自持也”,是演绎思维,琬琰、婕妤等等许多名字词汇从此而生。而《尔雅》云:“卬、吾、台、予、朕、身、甫、余、言,我也”,是归纳思维,恰与《说文》互补。古人作文,有些地方需要用同源同部首的字,如《庄子》的“逍遥遊”,有些地方需要用同义的字而专门避开同形,如《庄子》说“今者吾丧我”、《离骚》说“朕皇考曰伯庸……肇锡余以嘉名”。这一横一纵,造就出历代大量诗赋作品,其语言文字之丰富精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无可比拟的。而究其所以之故,并不是出于一种“文字学研究”,而是因其为经学、国学,即一种“国家学术”。所以许慎著《五经异义》,世称“五经无双许叔重”,而“《尔雅》之作本释《五经》”、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”。迄今可知经书中的用字仍然是最严谨的,反之也可以说不读经即不会有文字学。

    民国时期教育部要求中学讲授国学、文字学,留下大量文字学教科书和著作,2009年由台湾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新出版的《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丛书》,影印收录共约260种,编为120册,可见一个侧面。这之中在1924年,钱穆先生也编撰出了一种文字学教材。

    《师友杂忆》是钱穆先生在88岁时写成的回忆录,1983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。该书已被学者指出有若干不准确之处,但其文字优雅,境界高远,其中记述民国学术所经历的人物与思想,几可作为现代学术史看待。

    《师友杂忆》中说道,1923年秋起,钱穆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四年,接钱基博先生的课。当时学校规定除讲《国文》正课之外,每年要“兼开一课”,并自编讲义。钱穆先生开的是“第一年为‘文字学’,第二年为‘《论语》’,第三年为‘《孟子》’,第四年为‘国学概论’”。

    据傅宏星先生指出,《师友杂记》此节记述大体无误,只是钱穆所言“文字学”课程,在三师的课目表中正式名称应该叫“文字源流”,属于必修课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属于读经课,而“国学概论”则属于选修课。

    四种讲义中,后三种不久都出版了,《论语要略》、《孟子要略》由大华书局出版,《国学概论》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,现在已是国学名著。而关于“文字学”的讲义,《师友杂忆》回忆说:“第一年文字学,讲六书大义,以篇幅未充,未付印,今已失之。”

    这部教材虽然是按课程计划编写的,但钱穆先生自认为还是有很多新意,举例说他发挥宋代学者王圣美等关于“右文”的一个说法。“右文”是古人讲文字的时候总是说文字的重要部分在左边,但宋代人认为右边也很重要,右边的部分决定着这个字的本义,叫做“右文”。钱穆先生讲到有一天他睡觉,挂着蚊帐,他的脚伸到蚊帐外边碰到墙壁,因此想到脚臂的“臂”和墙壁的“壁”都从“辟”,“辟”字意为偏僻,那么凡是从“辟”的字都有旁边的意思,墙壁在旁边,手臂也在旁边,这就是“右文”。他还举例说国家的“国”字,繁体里面是个“或”字,“或”字从“戈”,就是兵,就代表主权,中间有个“口”,代表人口,就是社会,“口”底下还有一横,代表土地,这一个“国”字就包括了主权、领土、社会。他说:“当年旧讲义必多类此之例”,“由此可见中国古人造字精妙,从中国文字学即可推阐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由来,其深义有如此”。当时钱穆先生还只30岁,已认识到本国文字的优越,而不仅是多识其字而已。

    可惜这部文字学讲义没有传下来,钱穆先生继而遗憾地说道:“余除阐说形声字外,于会意字,于转注假借字,又多有新义发挥。惜今都已不可复忆矣。不知往日三师旧学生中,亦仍有藏此讲义者否?今僻在海外,亦无可访求矣。”

    这段回忆亦可与《师友杂忆》中1914年“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”一节相对应。

    钱穆先生的遗憾或许是有道理的,因为在其后大约10年,沈兼士发表出《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》一文,与当世学者李方桂、林语堂、吴承仕、魏建功各有探讨。该文已被视为“对右文说贡献最大”(刘又辛《“右文说”说》,《语文研究》1982年第1期)“代表了右文学派最高成就”(叶玉英《略论“右文说”的文字学意义——读〈右文说在训诂上之沿革及其推阐〉有感》)、“突破了《说文解字》因形取义的陈法,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”(百度词条)。迄今学界论右文说只言沈而不言钱。

    钱穆先生逝世不久,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1994-1998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,近年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及兰台出版社又修订、选印钱穆先生著作,及新版《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丛书》均没有这部教科书,海内公私收藏亦均未见,乃至于这部教科书的书名亦不得其详。东大版、联经版、兰台新修订版及岳麓、三联版《师友杂忆》在“第一年为‘文字学’”处或加引号,或不加,“讲六书大义”则均未加符号,严耕望先生《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》、李木妙先生《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作》、陈勇先生《钱穆传》《国学宗师钱穆》、韩复智先生《钱穆先生学术年谱》均同,曾著《钱穆评传》的郭齐勇先生的《钱穆先生小传》在“六书大义”上加了书名号。

    据两岸媒介称,“一字不改,繁体直排”或“有少量删改”的《钱穆全集》将于本年初出版中国大陆版,不知是否增补有此书。

    笔者于数年前在镇江旧书店获见钱穆先生这部文字学讲义,题名《文字学大意》。讲义为宣纸油印线装,近60页120面。封面、目录及书口三处都印有书名,但书口中间部分若干页印作“文字源流”。目录一页,书名下题“无锡钱穆编”,署有编定日期“十三·六·十九”。内容共三章六节,三章的标题由“生成期”、“发达期”、“完成期”构成,六节的标题分别为:文字之发生——六书中之象形、文字之成立——六书中之指事、图绘文之变进——六书中之会意、符号文之变进——六书中之形声、字义之归纳——六书中之转注、文义之演绎——六书中之假借。可知这部讲义的主线确实是讲六书大义,而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六书置于进化论的框架之下,分别以六书代表文字演进的三个阶段。这一点在民国初期的文字学著作中少见。

    讲义在第四节形声部分讨论了右文问题,共26面篇幅,举出“辟”字等共51例。

    讲义的字迹规整,书写风格不似钱穆先生,应该是由学校的教务部门统一写刻的。另据钱穆先生所述,无锡三师4个年级共有约200名学生,一个年级平均有50人,这部讲义书口页码下印有“新二”字样,大概代表年级。因此估计讲义印了50份或者稍多一点,应该说确属难得。

    而笔者所获这部讲义最后一节有不少误刻误倒,讲义上则以铅笔改补勾乙,如原书说:“文字有一义而数字者,亦有一字而数义者,一义而数字者谓之假借。”后一句铅笔增补为:“一义而数字者谓之转注,一字而数义者谓之假借。”这些增补为繁体,可判断为规矩幼嫩的学生体,推测或许即“往日三师旧学生”中之一人,当时在任课教师指导下作此修正,故可以间接视同钱穆本人的修改,尤其具有特殊的价值。

    钱穆先生中年以后治学即明显具有理学、经学家的趋向,晚年尤甚,他回忆并且惋惜早年这部文字学讲义,同时也是他唯一的文字学著作,是否有意将其纳入小学、辅经的序列,完全不得而知,但他年届八十而有此一番回忆,并且点醒从中国文字学推阐中国文化之由来一层深意,与陈寅恪“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”的见解如出一辙,已足使后人钦重铭记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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